剧情介绍：博奥官网主页

博奥官网主页

我的家乡在大理，凭借低廉的房租，优美的自然风光，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成为不少人的乌托邦，也是新兴的“数字游民”热衷的目的地。 在返乡之前，我想象了一种大理数字游民的生活，远方的都市人群，来到我的家乡，隐居乡野，看云卷云舒，生活成本低，舒适安逸，但挣得又多，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文化。 龙恩就是其中一员，她出生于2000年，瘦瘦的，瓜子脸上戴一副圆圆的眼镜，温温柔柔的模样，但眼神里似乎有一种倔强和坚定。去年，她被上海的一家公司裁员了，带着裁员补偿，不到一万元的全部家当，坐了39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云南。 她说自己是一个小镇做题家，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但毕业后的全职工作似乎都不是很顺利。在23岁的年纪决定去做自由职业，对她来说是一次脱离轨道的冒险，也有很多无奈的成分。 刚来大理的时候，龙恩是兴奋的。路边一朵野花，天空一抹晚霞，随拍都让她感到惊艳。2023年7月她写道，“大理的日落在8点十几分，外地人来大理，不小心就会被阳光欺骗，本地的小吃店，七点多，天还亮着，老板就关上了红棕色铁门。不像大城市，所有人都在高强度运转。” 今年一月，似乎已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我对大理有些厌倦了。傍晚坐高铁回来，下车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枯萎了。我还是喜欢城市生活，喜欢711便利店的南瓜小米包和鸡胸肉便当。喜欢几分钟一班的公交车和地铁。” 大理数字游民社区NCC主理人大曹发现，大理似乎是一个有结界的地方。游客看到的，隐居者看到的，本地人看到的，似乎都不是同一个大理。她在“流动的筵席”里支了一张桌子，一拨一拨的数字游民，人来人往，筵席仍在。2月8日，NCC社区所在的葱园村，远处是苍山。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成为数字游民 春节返乡，候鸟迁徙，我从北京回到大理，广东女孩龙恩并没有离开，她住在距离大理古城往北3公里的上鸡邑村。 去年，龙恩从一个编辑那里听说，很多自由撰稿人在大理，生活成本低，自然环境好。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来过云南，但想到这是一种经人验证过的可行的生活方式，于是多了一些勇气。去年5月，她搬到大理，开启了数字游民的生活。 这里公共交通不便，村落一家稻田咖啡馆，是离她最近的定位。沿着咖啡馆对面的巷子往深处走大概50米，左手边一栋灰砖白墙的两层半白族房屋就是龙恩在大理的家。 院落的一楼，房东在堂屋看电视。二楼是龙恩的房间，大概10平米，窗户朝西，可以看见远处的苍山，下午的光照进来，明亮温暖。一张床、一个长约两米的三层白色置物柜、一个木质的鞋架、一张圆形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全部的家具。热水壶、多功能煮锅、洗漱的盆、一些快递盒子放在地面上。但乱中有序，在圆桌上，摆着几本书和电脑，盖了一块印有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蕾丝花边桌布，淡紫色的花瓶里插着几支枯萎的玫瑰花。 龙恩就在这个房间里写作。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房租500元一个月，月付。 房东的女儿也住在二楼。龙恩要和其他租客共用客厅和卫生间。厨房则是一个简易的彩钢瓦搭建的棚子，位于一楼院落东侧。 这是一栋完全本土化的房子，外观传统，内部装修简洁，物品摆放也很随意。乍一进门，就像走进某个亲戚家。 从她居住的地方走出去不到10分钟就有一个小型菜市场，售卖着当地村民自己种的新鲜菜品，不过龙恩大多数时候选择美团买菜，等她醒来，临近中午，很多摊贩已经收摊了。她逛过几次，但很少买，她说自己不会挑，在美团上买可以看评价。这是我在北京的买菜方式，而大理的食材新鲜，市场充满了人间烟火，逛菜市有一种闲情。如果我打开某个软件看点评，我的本地同学们会开玩笑说，你好像是个外地人。龙恩的房东在一楼搭建的简易厨房。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试错的生活 在村里生活，步行就够了。龙恩曾经租赁过一段时间的电瓶车，200块一个月，不贵，但相比她的出门频率来说，并不划算。 在大理的这十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煮面，吃到反胃，她开始尝试买电饭锅和大米，自己炒菜，后来厨艺突飞猛进，学会了番茄炖牛肉，虾仁豆腐煲。她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做饭，因为外卖能送到的很少，可选择的不多。大理的米线饵丝，酸辣也不合她的口味。饮食上，她喜欢粤菜，偶尔吃的西餐、火锅也并不是大理特色。 在北京写稿，在广州写稿，还是在大理写稿，对于龙恩的一个明显区别可能是，田野，湖泊，广阔天地，显得触手可及。沿着乡村小路步行20分钟，她就能来到洱海边，看一朵云，从东边飘到西边，再吹一阵晚风，思绪零落又逐渐平静。但是自然的治愈是短暂的博奥官网主页，只有工作状态稳步上升，才能保持更稳定的内核。 生活成本低，提供了更多试错的可能。十个月来，她完成了七篇长稿，还有两篇即将发布，这个产量不算多。去年八九月份，经济一度非常窘迫，龙恩投入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篇长稿，但是最终没有找到平台发布，没有稿费。 她只好去寻一些兼职，在4公里开外的古城酒吧、咖啡店做过兼职，两份兼职时间都不长，她挣了不到一千元。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她的心理也出现了抑郁状态，不想起床，不想做饭，白天拉上窗帘，晚上也不开灯，自我封闭，不知道这份自由职业怎么做下去，她打过心理热线，对着电话那头一直哭泣，后来她预约了公益的心理咨询，每周一次。 直到2023年底，龙恩每月能完成两篇长稿，稿费千字500-700元，她的经济稍微好转。她认识了另一位同样是自由撰稿的数字游民，对方给国内一家头部媒体和专业文学杂志供稿，同时也在写书，除了写作，他还尝试做餐饮，每餐收费15-20元。他曾邀请过龙恩一起写作，但因为写作风格和方向的差异，没有深聊下去。 起初，龙恩热忱探索大理的一些文艺活动，比如篝火，观影，脱口秀，都是和她一样的外来城市青年组织的活动，但她觉得，总体内容质量偏低，每每乘兴而去，失望而归。 她也加过数字游民的社群，但群里大家主要邀约的是吃喝玩乐，和她想象的深度精神交流也有差距，她没有融入其中。没有社群支持，离本地人的生活圈子也遥远，写作内容关注的更多是外面的世界，龙恩看起来人在大理，但似乎又和大理脱节。“我在别的城市，也不是那种特别融入的人。所以我不太会觉得我没有融入一个群体会怎么样，因为这就是我的日常。”她说。 理想中的数字游民生活，是有稳定的稿酬博奥官网主页，并和当地人建立更多的线下连接。但龙恩没有社群支持，离本地人的生活圈子也遥远，写作内容关注的更多是外面的世界，龙恩看起来人在大理，但似乎又和大理脱节。她参加过白族的火把节，去村民家里做客吃席博奥官网主页，然后没有再联系过。她说自己和大理没有蜜月期。自然的风景很治愈，但是深层的精神连接更能留住她，归属感仍要落地于人和人的关系。数字游民的状态似乎决定了你能拥有一段又一段短暂的关系博奥官网主页，然后人们如同候鸟般迁徙，归巢。 在这期间，她短暂地结交过一个朋友，一个荷兰留学回来的理工科女生，两个人一起吃饭、爬鸡足山、逛公园，对话也有了真正的深度连接，但是游民的底色就是流动，这位朋友原本在大理一家洱海保护机构工作，去年12月辞职离开大理回到了重庆。 还有另一个同样租住在这里的室友，龙恩和他一起在洱海边看过日出，一起做饭，也去喜洲古镇逛过，后来渐行渐远，龙恩又回到自己的房间，更多时间宅了起来。她尝试过向外探索，但似乎是徒劳的，现在，呆在上鸡邑村，就相对自在。2月7日，龙恩步行20分钟即可抵达洱海边。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社群集结 我不确定龙恩的数字游民经历在游民群体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否大多数人也像她一样，安静地探索，沉默地离开，或者热闹地活着。 于是我去了一家数字游民社区NCC。NCC，是Nomad Co-living Co-creating的缩写，意思是游民共居共创。这家社区位于大理古城西门葱园村，从古城西门步行10多分钟就能到达，也是一栋传统的三层白族民居，中间有天井，适合做公共空间，因为地势高，背靠苍山，三楼的房间能看到洱海。 主理人大曹已经返乡了博奥官网主页，很多入住的游民也已经回家过年，2月份一共入住了8个人。这栋三层的白族民居，也是传统的建造格局，没有经过太多改造。我见到了几个过年不回家的游民，有的在做占卜，有的在做人类学调查，主题是大理的创新教育。 大曹出生于1994年，2022年8月离开职场，她曾经当过媒体人，也在大厂工作过。本来她想gap（间隔年）一年，然后重回职场。她去了景德镇，海南万宁，想看看脱离了职场轨道的人在干什么，有人说大理更嬉皮，也有人说很多人在这里躺平摆烂，她决定来看看。 刚开始她对大理的印象不是很惊艳，商业化的古镇和好看的民宿，后来她认识了一些常年在这里驻扎的新大理人，也看到不同的人合力一起做事的纯真，她发现，这似乎是一个有结界的地方。游客看到的，隐居者看到的，本地人看到的，似乎都不是同一个大理。她把这里称为，“流动的筵席”，一拨一拨人来人往，从最早的背包客，嬉皮士，文艺青年，摆摊客，到后来更多的中产、艺术家，媒体人定居，“当下的大理也折叠着很多圈子。” 大曹本来只是路过大理，但她留了下来，创立了数字游民社区。对于大理来来往往的数字游民们博奥官网主页，她更像一个旁观者。“如果你不是诚心地想要去探索新的事情，就很难真的让自己成为一个数字游民。因为数字游民要求还蛮高的，要有一技之长，也要有持续的能力，包括心理状态，你是否接受这种不稳定的，或者说从积累到长期收获的过程。” 现在，NCC线上社群已经有五六千用户，但入住是有筛选机制的，有什么技能，对什么感兴趣，是远程工作，还是自由接活，除了共居共创，这里更像一个共识社区。 最开始入住的很多都是“比较闲”的人，他们大多刚刚辞职博奥官网主页，处于人生的探索期，也许是摄影师、设计师、自媒体人、心理咨询师。慢慢稳定之后，将近一半比例的人有持续的收入，是远程工作或自由职业。房间收费集中在1000-2000元，四人间是900元一个月。 入住者粗略的人群画像是，三分之一的人研究生毕业，70%的人从一线城市而来博奥官网主页，他们关心社会议题，而不只是想来领略大理的风花雪月，他们都想要凝聚更大的价值。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里成了七八对情侣，组织了200多场活动，包括白族女性力量展、AI入门课程、各类不同职业的分享等，最大的一个共创项目是国内首届数字游民大会，甚至有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项目合伙人。 最长入住期限是三个月。三个月后有人回到了原来的城市，有的在大理租下房子开启新事业，有的人带着远程工作定居下来。大曹的一个朋友在大理探索了将近一年，他没有留下来，他没办法完全抛下世俗的更常规的生活轨迹，去过一种完全轨道外的生活，他回到北京上班。位于大理古城西门葱园村的NCC社区。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人来人往 龙恩打算离开了。她想回到广东，饮食和文化氛围更贴合自己的地方。等到手头的稿子写完，拿到稿费，积攒了可以去新城市落脚的费用，她就会离开。但仍然会从事自由撰稿，如果有全职机会也会考虑。 毕业两年，换了三个城市，高频率的变动，让她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我跟所在的城市，保持着快餐般的关系。不远不近，随时准备抽离。” 这十个月的经历，不尽如人意，但她仍然在失落中获得了一些积极认知。无论是轻体力的兼职见闻，还是线下的文艺活动，龙恩有过焦虑，也进行了有限的探索，接触到更多主流生活以外的人，“看到别人是这样生活的博奥官网主页，就会更加确定自己所选择的正当性或者合理性。” 虽然撰稿机会不太稳定，但她仍然觉得视野被打开，打破了之前的惯性思维，现在她觉得主流的评价体系没那么重要。“只要可以养活自己，其实就做什么尝试都是可以的。”家里人不知道她旅居在大理，也不知道她已经过了将近一年自由职业的生活。对她的家庭来说，这是“离经叛道”的。 龙恩和大曹都觉得，数字游民不被社会时钟所束缚，除了地理位置上的不确定，还有职业上的不确定，更多的是一种自由探索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身份。“当你向别人介绍，你不会说我是一个数字游民博奥官网主页，你会说我是一个设计师。”大曹说。 “你离开了固定的赛道之后，没有职场的庇护，没有五险一金，其实反而很多人是很迷茫的，你不知道怎么去打开你的人生，脱离这个轨道外面全是你的赛道，那你怎么去制定你的游戏规则，怎么把你的人生过得精彩，其实是一个更考验人的命题。”大曹说。 在十个月之前，龙恩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自由撰稿，租住在西南边陲一个白族村落里。做了这个选择之后，她慢慢去理解并接受这个选择，也发现或许自由撰稿就是更适合她的一个方式。如果职场氛围压抑，难以产出高质量的文章，写作能力下滑，沦为打一份工，“我需要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足够的空间，然后我才可以写出比较好的稿子。” 在2023年的年终告别里，她把自己定义为“漂浮的码字女工”，她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一个人纵身一跃，跃向的不一定是确定的幸福，而是不确定但充分自主的人生”，她愿意尝试一种需要更多想象力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编辑 陈晓舒校对 王心